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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辦法是過繼和收養。富人們把自己的兒子過繼給武士當養子，結果親生父母與高貴的養父母就結為親戚；他們也讓自己的孩子入贅到武士階層，一樣有效。雖然，日本人入贅的代價很大，他必須放棄生父家的身份，轉入妻子家的戶籍并隨妻子的姓氏。但這樣一來商人的后代成了武士，并獲得武士的財產繼承權。武士因為處于寄生地位，往往窮困拮據，給富人提升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大量機會。
因為日本的等級制度沒有限制不同階層的人互相通婚，就為階層之間的血緣流通提供了合法而寬闊的手段。在經濟發展的年代，富人成批地滲入下層武士階層。這種情況與歐洲很不一樣。歐洲封建制度的崩潰是劇烈的，整個制度受到了一個逐漸發展的強大中產階級的壓力，這個階級完整地統治了現代工業，悍然挑戰城堡和重騎兵。日本卻沒有產生這樣整齊的中產階級，因為商人和高利貸者都以合法的手段進入了上層社會，他們與原來的上層社會結成了自然而然的聯盟。結果歐洲在工廠主的重壓下茍延殘喘，而日本反而沒有階級之間血腥斗爭的跡象。這一點，非常令人驚奇。
因此，看起來非常細微的差別產生了重大的、迥然不同的結果，歐洲的階級在大尺度上固定住了，像法國這樣的大陸國家，就爆發了激烈沖突，貴族的財產乃至生命都會被剝奪；而日本，因為階層之間關系較近，就沒有產生壁壘分明的沖突。推翻老邁腐朽的幕府政權是誰？是商人、金融階層和下級武士共同完成的。日本直到近代一直保留著貴族制度，如果沒有這種溫和的階級流通，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可見繁瑣細致的行為規范和等級制度有一些值得信賴的理由，日本人喜歡這一套制度，而從歷史的大范圍來看，它確實保證了許多利益，減少了流血。說它給予安全，在許多地方是有理有據的。
在德川幕府于19世紀后半葉崩潰時，日本沒有任何集團主張廢除這些規范。那里沒有發生“法國大革命”，甚至連“1848年式的革命”也沒有發生。然而，形勢已無可挽回。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整個森嚴的等級幾乎同時受到了來自金錢的壓力。從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將軍，每個階級都欠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債。人數眾多的非生產階級和巨額的財政支出已無法維持。財政窘迫的大名無力支付其武士侍從的定額俸祿，整個封建紐帶的網絡已只能供人嘲弄。他們企圖靠對農民增課已經很重的賦稅來避免淪亡，還經常提前征收，使農民貧困到極點。幕府也瀕臨破產。當1853年佩里司令官率艦隊前來之時，日本國內危機已很嚴重。在他強行闖入日本之后，于1858年簽訂了日美通商條約。當時日本恰好處于封建危機的頂峰，日本民眾驚恐地發現，自己的國家面對外國的粗暴入侵，竟然無力抵抗。幕府成了全體指責的目標。
立刻，口號響徹了日本———“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復古”。這種口號無論怎么說也不是革命，甚至也不是進步的。與“尊王”這個口號連在一起并同樣廣為流行的口號是“攘夷”。國民支持回到鎖國政策黃金時代的政治綱領。極少數領導人懂得這條道路是如何行不通，他們努力奮斗，卻被暗殺。似乎毫無跡象表明這個不喜歡革命的國家會啟動大規模的變革，會順應極其陌生的西方模式，更不用說50年后竟能與西方強國一爭雌雄。但這一切居然成為現實。日本發揮了與西歐各國完全不同的固有長處，達到了極高的目標。可以說他們完成的業績甚至超過其本國精英和激進輿論所提出過的最高要求。19世紀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從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來，他們是絕對不會相信的。因為當時地平線上哪怕巴掌大的烏云都沒有升起，可以讓高人預示幾十年后會有一股風暴橫掃列島。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發生了。日本依靠自己愚昧落后、被等級制度壓得半死不活的民眾，突然轉向一條嶄新的道路，并堅持走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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