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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與農民、工匠和商人之間有一條巨大的鴻溝。后三個階層是老百姓。武士的配刀不單是裝飾，他們對老百姓有拔刀的權力，刀是其特權和階層的標志。不過這并非德川的首創，德川之前已經有這樣的傳統。幕府頒布的法律規定：“對武士無禮的庶民，可即斬殺。”在他正式的法律中，庶民與武士各自有詳盡的義務和行為準則，兩大階層之間有不可逾越的距離；但在他臨時頒布的法律中，又為僵硬的等級制增加了彈性，為兩個階層一再架起了橋梁。
在德川時代，武士已不僅舞刀弄劍，他們日益成為藩主財產的管理人及各種風雅藝術的專家，如古典的能樂、茶道等。他們處理各種文書，用巧妙的政治手腕執行主人的意志。200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長的歲月，幾乎沒有像樣的使用武功和戰略的機會。商人不顧嚴格的等級規定，逐漸發達并開始追求舒適高雅的城市生活，武士雖然也時刻準備拔刀應戰，但又在無聊的日子中，發展出非常精細的藝術品位。
農民不是貴族階層，他們對武士的欺凌只能逆來順受，沉重的賦稅也頗讓人喘不過氣，而且他們經營其他事務會受到政府的嚴格限制。但法律對他們的某些重要權利嚴加保護。比如，德川統治時期禁止永久的土地轉讓，使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非常牢固。在日本，有土地就有威望。不過農民得養活整個上層社會，而這個階層數量大約有200萬。他們要交實物稅。同樣是水稻產區，泰國的傳統賦稅是10％，而德川時代的日本則是40％，實際交納的還要高。有些高產區的藩主收去農民一年所得的80％。此外還經常有強迫徭役和無償服務，消耗農民的精力和時間。結果，農民和武士一樣，限制自己的家庭規模。整個德川時代，日本的人口增長幾乎是停滯的。在一個長期和平的亞洲國家，這樣的人口停滯很說明問題。不過，每個等級都對下級承擔著具體的義務，如果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最貧困的人也會表示不滿。
極度貧困的農民時常起而反抗。有時候是針對封建領主，有時候直接針對幕府當局。德川時代的256年間，此類農民起義不下1000次。他們一般不反對沉重的40％的賦稅，而是抗議在這個基礎上又增加的賦稅。因為無法忍受，他們成群結隊地涌向藩主，但請愿和裁判都是有秩序的。農民們寫好請求免除苛政的請愿書，遞交藩主內臣；如果請愿書被扣壓或者領主不予理睬，他們便派代表去江戶把狀子呈送給幕府將軍。在一些著名的起義中，農民在江戶城內攔截幕府高官的車駕，確保狀子不被扣壓。農民此舉風險很大，幕府首腦一般首先解決當前問題，而后則追究農民領袖。一般而言，幕府的判決有半數傾向于農民的利益。當局看來，農民的請愿可能正當也可能是無理取鬧，需要評判，而且正當的要求應該尊重。但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則已觸犯等級制度的嚴峻法令。即使判決傾向于農民，但農民領袖應該判處死刑，斗爭的目的再正確也必須死。甚至農民領袖自己也承認這種無法改變的命運。被處死的人是農民的英雄，人們聚集刑場，目睹首腦們被投入油鍋、砍頭或者釘上木架。他們不會暴動，而是在事后建祠堂，把領袖們作為殉難烈士供奉起來。他們很清楚這樣做很殘忍，不公平，但法令和秩序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核心，必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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